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市场中最主要的分利者，这也是导致中国地价连年高涨继而房价连年高涨的主要原因。

当然，对于地方版四万亿的投资热潮，我们不能不格外注意的是，如何提高投资规划的科学性，把重点放在投资的长期效应上;注重加强对这些投资建设的科学管理与监督，尽量减少地方官员寻租设租的机会;还应充分考虑到这种投资热潮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特别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加大当地的信用扩张，在进入正规渠道困难的情况下可能进入非正规渠道，比如高利率的信托资金之类。现在市场所担心的是，地方版四万亿投资热潮如果成了2008年中央政府的四万亿翻版，那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多少后遗症?如果不是，那地方版四万亿的内在含义又是什么?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又意味着什么?还有，地方政府通过什么方式来融资?是证券市场还是银行?或还有其他更多的渠道?其投资效益会如何?如此巨大的投资什么时候才可收回?地方融资平台原有的麻烦已够大，到底还有多大的承受力?要想厘清这些问题，先来思考两个问题。

今年初，我曾到过贵州正安县及桐梓县，最近到过江苏建湖市，三个地方的人口都是在80万左右，但财政收入则有天壤之别。其二，如果让那些增长速度较慢的省市也能快速增长，或达到当前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不是有无限大的增长潜力吗?比如，2010年GDP在9200亿及以下的11个省市，其GDP总量4.8万亿，与广东省差不多(4.6万亿)。贵州这两个相邻的县，差距如此之大，就在于桐梓是交通枢纽，而正安县是山区，没有通高速公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无法形成。这不仅会加大当地政府融资成本，也可能就此埋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伏笔。而建湖则是全国重要的石油机械等产品基地。

特别是对于那些自然条件比较好，适宜人类居住但经济落后的地区，比如贵州、江西，中央政府要改变以往统一的由不同财政部门分担投资的方式，而应毅然加大对这些地方的中央财政直接的转移支付当然，如果税权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自然也会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房产税被滥用将会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结果。然而，30年之后的今天，部分地归因于全球经济的困境，中国已经陷入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困境之中。

进入专题： 发展动力 。私营企业根本无从获得与国营企业竞争的元素，个人根本无法与国家控制对抗，内需如何发动？开放公民组织，实现公民自治。这恐怕才是真正消除所谓的仇富或者仇官情结的真正方式。所谓的公共秩序，乃是全民性的秩序规则。

个人化的不平等都是在国家管控之间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乃是中国摆脱困境努力的开始，方法与原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与开放。

而个体化所带来的社会阶级与阶层分化，不稳定因素的增加等等，却是个体化所不可避免的附生。个体与政府的冲突、个体与个体的冲突，基本上都来自于保卫个体利益的个人根本没有任何其它的途径与居于强势地位的国家、企业、组织或更强大的个体之间进行博弈，于是惟有依靠自私的个体力量进行反抗。重启中国发展动力，就意味着必须使中国已经普遍化的个人化进程固定化与彻底化，使个人不仅仅在国家严格管控中脱离出来，并且建设公共化的秩序与价值观，提供再嵌入的可能性，实现公民自治的社会。阎先生认为，国家严格管控的个体化进程、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误解以及无法提供个人化之后重新定义社会义务的再嵌入，导致了中国目前的个体化危机重重。

穷其根底，无非就是解放了束缚在个体身上的包括政治、经济上的重重限制，使个人能够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寻求个人的发展路径。由于在个人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国家力量的影响，因此中国的个人化进程充满了不平等的元素。而在社会层面，官民之间龃龉日深，民间各阶级之间矛盾已经明晰。同样地，公共伦理的倡导也并不是国家提出一系列的公共伦理原则，而后要求个体遵循与顺从，而是社会中个体的大多数所共同认可的伦理原则，通过国家的力量给于背书和支撑，才能够通行下去

减少政府干预、去管制化、打破垄断、让税于民、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门槛、让资本市场更好地引导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是经济规律给我们的最好启示。但从政府最近的一些表态来看，房地产调控政策放松的可能性较小。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 进入专题： 行政刺激 。与其让风险隐藏，不如让风险暴露在市场中，让市场的参与者来判断自身对风险的接受程度，这样既可以寻找更广阔的市场资金，也无需政府通过不断的征税来实现自身的财政平衡。

我们认为150个基点存准率的下调应可以支持下半年财政政策的加速执行。那末，政府只有完成其保障房建设目标。在这样的预期下，中国股市甚至也在弱市中出现的几天罕有上涨，也被解读为政策刺激预期推动。也有人提出，政府也可以考虑减税加上刺激的模式，但这样的政策选择其将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疲弱的7月数据开始引发中国官方进行大规模政策刺激的预期，而近期各地出台的一系列投资计划也加大了市场的想象空间。其实，保障房的建设也可以通过这种融资方式来落实解决。

然而，中国是否需要政策刺激，政策刺激的空间有多大，仍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如果继续加码投资，投资的汇报将会递减，对银行的中长期资产质量的负面影响将会大增。

同时，与其政府通过更多的税收的方式来为经济提供进一步的财政刺激，不如通过减税的方式，来鼓励社会的消费，以及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转型。这样一来，中国房价又可能在今后几年出现恶性反弹。

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方面，政府其实也有选择：如果其不愿或不能够承诺保障房建设的目标与规模，那末，因对现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进行微调。不然的话，中国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因投资的大量减少而出现供给的短缺。

当然，从短期来看，财政政策的执行应该加快。其实，中国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还是很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解决其资金困难，应该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简单来说，应该允许其进入债券市场进行融资，并为其设立市场化的评级机制。在《预算法》二审中，地方政府发债权被再度收紧，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要么减少投资，要么就要通过各种非常渠道创造出各种类似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实体。

但这同样不等于政策刺激，刺激是指在计划执行之外的额外方案。今年前4个月，教育、文化传媒、医疗、社保、公共住房、农村、社会以及交通等八大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占今年全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大约为25%，远远落后于时间表。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轮经济下滑是一次周期性的下滑，其主因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及对房地产市场的严厉调控造成，因此放松货币政策，加速财政政策的执行，落实保障房的投资，或者部分放松房地产调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中国经济的放缓。如按年度20%的增长计算，今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将达27万亿人民币，如果2012年GDP增长在8%左右的话，这样的投资规模仍将超过GDP的50%。

从今年的财政执行速度来看，似乎并不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房地产限购政策可以逐步被房产税等更加长效的政策取代。

笔者认为，中国在眼下应该考虑的，是尽快实施年初制定的财政计划，同时应该减税，而非政府再度加码投资。中央财政如此，地方财政的工作进度更可见一斑——在土地收入锐减、大规模基建投资较为疲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片喊穷。所以，在这轮经济下滑的过程中，不应也不可再度重复2009-2010年的行政计划式的刺激，面临经济放缓的困难，其实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向更加市场化模式转型的契机。与此同时，中国的银行业者必须正视对政府贷款的风险以及目前累积的巨大风险敞口，而非贸然再度向政府项目派出大手笔。

最后，货币政策的放松也还是滞后，但其应该可以在下半年迎头赶上。保障房建设不仅能在短期内弥补私人房产投资减少，不致使经济失速，同时其又能使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中长期从根本上避免泡沫，重回到一个可持续的路径

笔者认为，中国在眼下应该考虑的，是尽快实施年初制定的财政计划，同时应该减税，而非政府再度加码投资。其实，保障房的建设也可以通过这种融资方式来落实解决。

我们认为150个基点存准率的下调应可以支持下半年财政政策的加速执行。这样一来，中国房价又可能在今后几年出现恶性反弹。